在30年代之後，街頭詩﹑傳單詩出現，詩歌與群眾的聯系空前密切。詩歌的主題基本轉向國難的描繪與國防的呼籲，詩歌的旋律由柔婉變為雄健。傾心於激昂的戰鬥代替了對於純美的追求，詩人們多以憤怒而樂觀的調子歌贊這場全民族的生死存亡的抗爭。何其芳著有《夜歌》，卞之琳寫了《慰勞信集》，王統照的《吊今戰場》和舒群的《在故鄉》，堪稱抗戰詩歌的代表性作品。柯仲平的《邊區自衛軍》，具體地展現了現實鬥爭的人物與場景。這首詩和《平漢鐵路工人破壞大隊》，均作於延安，力圖以民間熟知的形式表現新的生活。高蘭以朗誦詩聞名，代表作《哭亡女蘇菲》以個人的哀痛概括了民族的懮患。
抗戰期間詩歌隊伍有了很大發展。在重慶﹑桂林﹑成都等內地出現了《詩創作》﹑《詩墾地》﹑《詩星》等詩歌專刊和《七月》﹑《抗戰文藝》﹑《文藝陣地》等大量發表詩作的文學雜誌，呂劍﹑徐遲﹑袁水拍﹑胡風﹑鄒荻帆﹑韓北屏﹑蘇金傘﹑青勃﹑臧雲遠等人，創作相當活躍。力揚的長詩《射虎者及其家族》發出勞動家族的苦難歷史的嘆息，是這壹時期有影響的作品。在敵後，以延安為中心，晉察冀邊區以及其他抗日根據地，嚴辰﹑公木﹑光未然﹑朱子奇﹑蕭三﹑蔡其矯﹑方冰﹑陳輝﹑魏巍(紅楊樹)等也都有豐碩的詩作，易琴弦為喇叭，顯示了抗戰詩歌的嚴峻﹑力度與真誠。
從抗戰後期到整個解放戰爭時期，由於政治地圖與戰爭區域的劃分，40年代的詩歌活動大致上分為國民黨統治區和中國***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兩部分，且各有自身的特點。但因解放區代表了全中國的新生和希望，中國***產黨的文藝方針起著全局性的影響，解放區的新型詩歌同樣成為全國的楷模並對國民黨統治區詩歌有潛在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