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詩論主張，與正統的儒家詩論壹脈相承。主要體現於他的《新樂府序》和《與元九書》中，而以《與元九書》為最全面、最系統。
主要內容是：”文章合為時而著，詩歌合為事而作”：即詩歌必須為政治服務，負起“俯察時事，泄到人情”的政治使命，從而達到“救濟人病，裨補時闕”、“上下交合，內外胥悅“的政治目的。也即《新樂府序》中所說“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將詩歌與政治、人民生活結合，這是他詩論的核心。重為實：再詩歌與現實的關系上，他認為文學根植於現實生活，是現實生活的反映。《策林》六十九雲：“大凡人之感與事，則必動於情，然後興於嗟嘆，發於吟詠，而形於歌詩矣。”
尚通俗：強調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日顯露，寫實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連。即詩歌創作須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便於入樂歌唱，“老嫗能解”。
如《新樂府序》：“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倫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專信也；其主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強調諷論：認為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論。
如《策林》：”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強調內容與形式的統壹，主張形式為內容服務，反對脫離內容而從事形式。
《新樂府序》雲：“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藏也。……其主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也。”所以，他“不務宮律高，不務文字齊”，力求做到平易通俗，音節和諧婉轉。
影響：壹方面有積極意義：白居易較為系統的詩歌理論以其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