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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與蘇軾的空靈
李白是天真漢，蘇軾是阿Q翁，他們都是浪漫的牢騷家，是屈原的衣缽弟子。屈李蘇都懷抱偉大的政治理想，但就像陸遊、辛棄疾空有偉大的軍事理想壹樣，如果真有機會，他們未必就真有能耐實現他們的抱負。
之所以他們的騷怨壹個清高、壹個豁達，壹個飄逸、壹個幽深，那是因為他們壹個深受道家思想的熏陶，壹個則深染了佛家思想的色彩，但兩人都是欲入世而不得後的出世之想，是充滿苦味的空靈和灑脫。
2 在對待科舉考試的態度和結果上。
李白是有名氣的翰林供奉，卻是“草民”。在唐代科舉盛行時，李白不屑於走科舉入仕的道路，卻幻想著實現使“海縣清壹、寰區大定”的非凡政治抱負。這在當時可以說是不切實際的壹廂情願．在唐朝，從壹介武夫進身到壹人之下萬人之上地位的，並不罕見，要說文人壹夜之間就被擢於權力要津，是絕對不可能的。因為科舉制度既是壹種選拔人才的基本制度，又是壹種任用人才的官人制度。朝廷定期舉行這種公開考試，就是為了給任何人以同樣進身的機會，盡管這種做法有其局限性，但它采取公開競爭的方法，是比以前的任何壹種選舉制度都更進步、更合理的。李白卻不願走這樣的入仕之路。他壹生在政治上沒有什麽作為，甚至沒有獲得有所作為的機會，是他當初不願參加科舉考試的必然結局。從李白對科舉考試的態度及其在政治上所抱的不切實際的幻想，可以看到李白性格的壹個重要方面，即耽於幻想，是壹個超現實的理想主義者。
蘇軾是翰林學士，是進士出身，“身經百戰”的科班人物。蘇軾對科舉考試的態度就要實際得多。他的父親在科場幾試身手，名落孫山，對科舉考試的不滿，蘇洵在《上韓丞相書》、《廣士》等文章中，均言之切切。要說對科舉考試容易產生消極看法，蘇軾倒比李白更有可能。但蘇軾父母和他本人都同樣清楚，在當時不走科舉入仕的道路，壹切政治抱負都無由實現。盡管他們也深知考試之弊，仍然竭盡全力準備應考，並且壹舉高中。蘇軾此後壹直浮沈於宦海，即使給他帶來了許多痛苦和災難，他畢竟在壹生中腳踏實地地實踐著自己的政治主張，生活信念，並且盡可能地惠民壹方，做了許多有益於老百姓的實事。蘇軾壹生的政績，贏得千載人民的懷念愛戴，與他當初以現實的態度對待科舉考試有關。蘇軾比李白更能立足現實，從實際出發，壹步壹個腳印地走完人生的漫長旅程。更準確地說，蘇軾能夠把現實生活和藝術幻想區別開來，避免用不切實際的幻想處理現實生活問題。
3 對自己的才能的自信心上
李白和蘇軾，都是天賦極高的才士，在他們的作品和言行中，都流露了對才能的高度自信。仔細比較壹下，兩人的自信也存在差別。
首先，李白的自信有不少自我理想化的色彩，蘇軾的自信則有較多的自勵成分。
李白天寶初年被召入京，臨行時有“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的驚人之句，對此行的政治期望極高。其實，由皇帝下達詔書征辟草澤之人，至少在漢代就形成了較為正規的制度。這種征辟活動的實質，政治宣傳的目的是最重要的。除了某些身懷絕學之人以外，壹般人被征辟，主要是享受政治上的榮譽，安排的官職並不壹定十分顯要。李白對這壹活動的歷史應是了解的。他以壹介布衣被征，主要因為在詩歌寫作方面的才華，召為翰林供奉——扮演壹個禦用文人的角色，正是征召他的全部用意。至於適當時候是否委以官職，就要看他的表現而定了。不幸的是，李白卻賦予了這次被征太多的理想化內容，以為長期以來的幻想性抱負，當初“歷抵卿相”未能實現，這壹去必然可以實現了。由於他基於對自己政治才能太過理想化而對此行寄予過高希望，壹旦到了京城，只不過為皇帝寫寫歌詞，湊湊興，使他產生了極大的失望。於是，言行之間不免有所流露，授予譏讒者以口實。、最終連壹般人可以撈到的壹官半職，李白也沒有得到，在宮廷裏無聊地呆了兩三年，“賜金放還”草草收場。這裏不想評價他沒有得官是好是壞，只想用這個例子，來分析李白純以文人的理想化眼光看待政治現實，在政治生活中處處碰壁，是不可避免的。
蘇軾在宋神宗逝世的幾個月裏，從汝州團練副使起知登州，數月之間擢為禮部郎中、中書舍人、翰林學士，升擢之快是少見的。蘇軾面對政治地位的急遽變遷，以他的才能是完全勝任的。但他的最大感受主要不是驚喜、自負，或對前程想入非非，而是憂懼、謹慎，想著怎樣以工作成績來報答知遇之恩。因此，元祜之初他與有恩於己的司馬光爭論役法，為了全身心投入工作而最大限度地放棄了他所喜愛的文藝創作，不過想盡量把份內工作做得出色壹些，既是極答知己，也是不給環伺周圍的小人任何攻擊的把柄。因為飽受小人讒害的蘇軾，任何時候都不會對嚴酷的政治鬥爭掉以輕心，他清楚地知道，政治鬥爭與藝術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兩種生存方式。所以，對蘇軾來說，出乎意料的仕途榮寵，不僅僅是名利的滿足，還有掩蔽在名利之下的可怕陷阱，壹不小心，就會為之付出慘痛代價。這種如履薄冰的感覺，未曾置身其中的李白是難以體驗的。
其次，李白的自信較少受到政治鬥爭的直接傷害，自始至終都保持了壹種難得的真純，蘇軾的自信不斷受到身世挫折的考驗，其體現的方式是不斷變化的。
李白遲至晚年，才因入水王幕府而受到政治的無情懲罰，系獄流放，讓他領略了政治生活殘酷可怕的滋味。總體說來，由於他長期置身官場爭鬥之外，對政治生活並不熟悉，所以他的理想化政治抱負，以美好希望的形式存在於心，總是想試試“鉛刀壹割”，卻始終沒有現實允許的機會，當他在詩歌裏作動情的詠嘆時，顯得尤其動人。說句對李白也許不太公平的話，慶幸現實始終沒有給他提供從政的機會，如果讓他到官場裏踢打壹番，他未必就能像謝安壹樣，拯救了蒼生黎元，然後全身而退。當他以文學的形式描述其天真爛漫的理想抱負時，特別動人可愛，因為文學是需要幻想的。如果真把他的理想付諸實踐，得到的回報只能是失敗。
蘇軾年青時代“慨然有天下之誌”，與李白是極其相似的，但蘇軾自從介入變法革弊的爭論，就始終處於政治震蕩的中心，無法抽身事外。他因此受到壹系列的政治打擊，不僅壹己身心受到極大傷害，甚至連累到兄弟妻兒。在嘗試了這些教訓之後，並不是他的自信心消失了，而是開始思索壹個新的人生課題：自信心究竟應該建立在什麽樣的價值尺度之上?從蘇軾壹生價值觀的轉變可以看出，他越來越朝著實踐人生的精神價值、即日益超越世俗名利地位的方向努力。蘇軾晚年遠貶嶺海，支撐他的生活勇氣並不是想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恰恰相反，他對官場是非之爭極為厭倦，對政治前程已完全絕望，是遠離政治紛爭的自由自在生活，不計得失的精神松弛，以及超越名利而獲得的人生灑脫，心境寧靜淡泊，使他比以往任何時候更能體認到生活的滿足，生命的美好。靠著這樣的精神力量，他有幸生還中原，沒有橫死天涯。很明顯，蘇軾晚年的自信，並非基於對政治能力或價值的判斷，而是對自己的人生選擇，對自己的人格追求，堅定不移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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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的豪放與“仙氣”的區別。
有人把李白與蘇軾作過壹個比較，得出結論說：“雖然與李白壹樣，蘇軾也算得上是北宋壹代最為豪放的文人，但他仍比李白細膩得多，內向得多，也往往在狂放之余帶有壹種淡淡的哀愁。……‘慎靜以處憂患’，正是蘇軾人生哲理的核心。”唐宋士人的心理和情感差異，確實是各自時代政治氣候的晴雨表。
加拿大華裔學者葉嘉瑩女士曾比較過太白東坡這兩位古代詩仙之不同，謂東坡乃是“人而仙者”，他有“人”的煩惱，需用飄忽的“仙氣”予以解脫，與太白之“仙而人者”有著顯著不同。同時，正是其為人那份難得的坦誠、直率和心地善良，又讓後世之人提到他就倍感親切。美籍華裔學者李壹冰說：“蘇軾是壹個力求精神自由、富有性情的人，所以喜歡和朋友作毫無遮攔的諧謔，恣意說笑，但卻絕對容忍不了庸俗，特別厭憎虛偽的做作。他是壹個求痛快的人，假使不能怒罵，他就用‘嘲諷’來發泄這種情緒。充滿機智的嘲諷使旁人稱快，卻也使受者刻骨仇恨。然而，壹千年來，同情他的多數人，從那些諷喻中，領略他的熱情，欣賞他的正直。”(《蘇東坡新傳·浩氣不亡》)正是他那胸襟浩蕩而正氣凜然的偉大人格，贏得了後世廣泛的崇敬與親切。
蘇軾對官場很厭倦，卻終身沒有離開官場；他對名利相當淡薄，但從未堅決拒絕；政治對他太不公平，他並沒有斬斷與政治的聯系，他對山水林泉極為耽愛，卻未曾離群索居，隱逸樓遲。這壹切從消極方面分析，表明隨著宋代專制政治空前強化，文人自立的經濟基礎不復存在，只能依賴於為官取祿。從積極方面看，是蘇軾立足現實有所作為的生活原則作出的必然選擇。蘇軾的人生態度，就是在這種時代環境中長期生活而逐漸形成的，所以更顯出文人的現實生活態度，也更加的讓人感到理解與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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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畢竟主要是壹位詩人,其文學成就相對局限,文化貢獻相對小壹些;而蘇軾則不單是壹個詩、詞、文、書、畫兼擅的文藝全才,而且是壹個兼通儒、釋、道的學者和思想家,他的多方面的文化創造和貢獻使他足當宋型文化的主要代表,甚而象征性人物也毫無過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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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是酒,蘇軾是茶.
李白喜歡飲酒,喜歡在酣暢中尋找自我,他強烈的個性就宛若酒般的剛烈,喜怒愛樂愛憎極其鮮明而外露.酒同時也賦予了李白色彩繽紛,瑰麗多姿態的生活態度,和超越現實的氣質.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何等的瀟灑,何等的超凡脫俗,這就酒的內質.
而蘇軾同樣也是豪放的,但他的豪放卻有別於李白.李白是豪放中灑脫奔放,而蘇軾的豪放中則帶有沈穩和理思.比較的內斂,合茶的淡雅和清高的特征,即便再濃再烈,也不會超脫其本質.其實蘇軾也是喝酒的,只是他的酒來得更理性,喝完之後還不忘來壹句人生如夢,壹樽還酹江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