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初唐四傑在詩歌史上的地位和貢獻
楊炯所寫的詩現存者較少，但所寫的離別詩卻有幾首，其《送臨津房少府》是寫得較好的：
歧路三秋別，江津萬裏長，煙霞駐征蓋，弦奏侯飛觴。
階樹含斜陽，池風泛早涼，贈言未終竟，涕淚忽粘裳。
而《途中》壹首寫遊子的悲哀，直似漢魏風致：
悠悠辭鼎邑，去去指金墉，塗路盈千裏，山川巨百重。
風行常有地，雲出本多鋒，郁郁園中柳，亭亭山上松，
客心殊不樂，鄉淚獨無從。
又如《夜送趙縱》：趙氏連城壁，由來天下傳，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山川。預祝趙縱此去前途光明，寫得豪邁動人。
盧照鄰也寫壹些送別詩，較好的如：
津谷朝行遠，冰川夕望曛，……誰怨仙舟上，攜手獨
思君。(《晚渡滹沱敬贈魏大》)
還有“寥落百年事，徘徊萬裏憂”的浩嘆。
駱賓王寫的送別詩比楊、盧為多。他的《送吳七遊蜀》、《別李嶠得勝字》都是很好的贈別詩，《於易水送人》慷慨激昂，筆力遒勁：
此地別燕舟，壯士發沖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詩題雖為送人，實則是借燕舟送別荊柯的故事，表達詩人悲壯激昂的感情。馬茂雲評曰：“把思古之情和別離之感結合起來，表現了極為激昂的現實意義，惜所送之人與本事已不可考。”(《唐詩選》)
總之，四傑將南朝著重於惜別情緒抒發的送別詩發展到可以熔鑄社會人生實感的新階級，為唐人“送行數百首，各以鏗其工。”①的送別詩開拓了嶄新的藝術道路。
四傑其他題材的詩歌也值得註意。懷古詩借古人酒杯，澆胸中塊壘;閨怨詩摹寫思婦情懷，細致入微，情致纏綿;詠物詩比興寄托，暗寓身世……總之，絕少無病呻吟之作。
由此可見，四傑詩歌創作從根本上完成了初唐詩對象的轉變和表現範圍的擴大，使之“從宮廷走到了市井”，“從臺閣移至江山與塞漠”，①為唐詩的健康發展指示廣闊的藝術天地：並由此改變了自六朝特別是貞觀以來的詩歌路線，重新確立了詩歌反映顯示和言誌抒情的康莊大道。反映社會生活的不同側面，抒發自己的人生情感是四傑詩歌的兩大主題，後者更是經常詠嘆的主旋律。他們詩中的浪漫理想和進取精神，仕途坎坷顛沛流離的人生命運，懷才不遇有誌難酬的勃郁之氣，同樣構成了當時文人的心靈歷程。雖然他們的詩所反映的社會現實不夠廣和深，還沒有把那個時代人民的生活刻畫出來，也比不上盛唐和中唐的某些優秀詩人，但是他們卻代表了眾多文人誌士的社會生活，表現了文人誌士的自我形象，正是詩歌的藝術準則。他們的歌唱，是唐代詩壇的第壹個高峰，是南朝以來兩百年間影響的第壹陣春露，預示著詩歌繁榮時期的到來。其詩以表現社會化的人生情懷為主題，無疑已是盛唐之音的前奏。對於唐代詩歌的發展，其蓽路藍縷之功決不亞於陳子昂。
(二)詩體的推進
四傑詩歌創作在拓展題材和內容的同時，也大大推進了唐詩體式的完善。唐人將詩體作了鼎足而三的區分：“凡效漢魏以下詩，聲律未葉者，名註體;其所變詩，則聲律之葉者，不論長句、絕句，概名為律體，為近體;而七言古詩，於往體外另為壹目，又或名為歌行。”②值得註意的是唐人為何要將歌行單列到壹目，從詩體的演進來看，五言古詩勃興於東漢，建安正始間已取得輝煌成就，成為壹種成熟的詩體。
無疑，五律也是唐詩最主要的形式，在那時人心目中，五律才是詩的正宗。七言詩雖相傳在漢武帝君臣聯句的“柏梁體”中孕育，但在中國文學史上，第壹首完整的七言歌行則是曹丕《燕歌行》，其詩句之用韻，不失為言情佳作，但終有內容貧弱，風格柔靡之嫌。劉宋時鮑照、湯惠休等少數詩人有七言歌行的制作，直至梁陳，寫作七言方蔚為風氣。四傑對詩體的推進也就表現在律詩和歌行兩方面。由於稟性不同，四傑在藝術上也各有擅勝。王、楊長於近體律詩，而盧、駱的歌行體更為出色，前者的近體詩顯得緊湊，後者的歌行則氣勢充沛。當然，盧、駱也作五律，而王、楊中王勃也有些歌行流傳下來，但他們的長處並不在此。
從律詩形成歷程來看，齊永明中沈約、謝眺等人創為“新體”，以聲律的研究自別於古體詩。聲律學說也在齊永明間產生，講求音韻拘限聲病的五言“新變體”由此產生。講求聲律的基礎原則是從異聲相配中突出聲音高低起伏的節奏，以取得變化錯綜的音響美，即“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需切響”。因而註重壹聯詩內四聲的相異安排，要求做到“壹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①至於兩聯之間在聲韻上如何接合卻沒有明確的規則，通常是運用壹種律聯疊構成句，結果錯誤百出。為克服這壹弊端，詩人們逐漸以兩種律聯結合使用，如將壹種律聯“仄仄平平仄，平平仄仄平”和另壹律聯“平平平仄仄，仄仄仄平平”結合，就形成：
仄仄平平仄
平平仄仄平
平平平仄仄
仄仄仄平平
的平仄格式。這就使兩個律聯之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相輔相成。在同和異的對立統壹交織出優美的聲律形式，取得良好的聲律效果。由於上聯對句和下聯出句、上聯出句和下聯對句韻頭相同，就形成了後世所謂的“粘”。《聲律四譜》雲：“單句成句，句不能成詩;雙句為聯，聯則生對;雙聯為韻，韻則生粘。”齊梁以來的宮體詩也非常講究聲律的協調和婉，沈約等人提倡詩裏調協四聲，避免八病。他們雖片面追求形式而遭到過當時壹些人的反對，但其中也有合乎語言聲調自然發展規律的成分，為以後律詩的形成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聲律論的影響下，南朝詩人如沈約、何遜、徐陵、庾信等人，盡管他們仍以壹種律聯疊構成句為主，但參用兩種律聯的傾向已較明顯，況且他們都嘗試過律詩的創作，並在創作中不斷推進律詩的發展沈德潛稱贊他們已看唐人五言體。至唐初，時人特重偶時，但未能進壹步發展沈、何、徐、庾詩中的粘聯趨勢。因而貞觀以來到四傑前的代表詩人虞世南、唐太宗、上官儀等輩的詩，雖在用韻、屬對上很見工夫，卻往往失粘。相比較而言，沈、何、徐、庾的五律，，雖然格律不嚴，但已初具規模，有了協調和婉的特點，處於古詩到律詩的過渡狀態。在他們的基礎上，四傑進壹步加以錘煉。四傑對五律的最大貢獻，就在於進壹步發揚光大了前人詩作中的粘聯趨勢，使粘聯構律成為壹種主導方式，讓同壹律聯疊構成律的方式漸淘汰。盧駱五言詩中古、律的區別已很分明，其律體大多合律，王楊律體幾乎全部合律。例如王勃的《重別薛華》、《送杜少府任之蜀州》，楊炯的《有所思》，駱賓王的《秋月送別》、《在獄詠蟬》，盧照鄰的《元日述懷》等，對仗工穩，音韻諧美，已是完整的五律，歷來被人們所稱引。四傑把正在發展中的律詩寫得更加成熟，對於粘聯的充分註意，使聲律韻律、對仗為核心的格律規範趨向完善，從而完成了五言律詩的基本定型，這也為沈佺期、宋之問最後完成五、七律的格式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