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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淵明曾乞食於鄉裏?

沒有!不為五鬥米折的人怎麽會去乞食,陶淵明寫的乞食壹文只是壹種黑色幽默的誇張寫法

有人分析如下,如有興趣可詳觀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叩門拙言辭。

主人諧余意,遺贈副虛期(壹作“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

情欣新知勸,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

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陶淵明這首《乞食》詩非常著名,詩的題目極能吸引眼球:大詩人已經窮到向人乞討的地步了!曾有不少論著拿這首詩來證明陶淵明的極度貧困。但是只要壹讀詩的正文便可以知道事情遠沒有那麽嚴重。陶淵明不過是到壹個很熟悉的朋友家蹭了壹頓飯吃,他們在壹起高談闊論,飲酒賦詩,這壹天過得非常愉快。世界上哪裏有這樣的乞丐!詩中所說的“主人”是誰,現在當然無從查考,想必是經濟狀況高於陶淵明、而又很理解陶淵明的壹個好人,他不僅請陶淵明喝酒吃飯,還另備禮品相送。陶淵明不虛此行。

詩的結尾兩句“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意思是死後報恩,這話說得太嚴重了――吃了老朋友壹頓飯,何至於如此。估計陶淵明同這位主人太熟了,所以詩末順便跟他開了這麽壹點玩笑。蘇軾《書陶淵明乞食詩後》(《東坡題跋》卷二)雲:“淵明得壹食,至欲以冥謝主人,此大類丐者口頰也。”此言極是,但應認清這種口吻不過是壹種黑色幽默。所以蘇軾這段跋語的下面幾句話就不能用來解釋原詩了:“哀哉,哀哉,非獨余哀之,舉世莫不哀之也。饑寒常在身前,聲名常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這大約乃是東坡的借題發揮,借淵明之酒杯,澆自家的塊壘,並非原詩之確詁。

魯迅說得好,“窮到透頂,愁得要死的人,哪裏還有這許多閑情逸致來著書?……高吟‘饑來驅我去……’的陶征士,其時或者偏已很有些酒意了。正當苦痛,即說不出苦痛來,佛說極苦地獄中的鬼魂,也反而並無叫喚”。(《華蓋集?“碰壁”之後》)從陶詩的全局看去,“丐者口頰”全然是玩笑。準此以推,詩的題目也是壹個玩笑。整首詩寫得很是輕松愉快,充滿諧趣。在詩文裏幽默地自嘲自諷是陶淵明的壹貫風格,即如他在《責子》詩裏把五個兒子都說得壹塌糊塗,顯然言之過重,表達的其實是慈愛和曠達。黃庭堅《書陶淵明責子詩後》(《豫章黃先生文集》卷二十六)雲:“觀淵明之詩,想見其人豈弟慈祥,戲謔可觀。俗人便謂淵明諸子不肖,而淵明愁嘆見於詩,可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陶淵明作品裏有許多語句不宜呆看,否則弄不好就會“死於句下”,很對不起這位幽默的大詩人了。

能去蹭飯吃的人家,同自己肯定不是泛泛之交。魯迅本人也有過壹次類似的“乞食”經歷。1926年6月28日,他外出買藥,順道往訪劉半農不遇,又累又熱,於是就近跑到C君即齊壽山先生家去――

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吃午飯。於是請我吃面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卻吃面。那結果是壹盤面包被我吃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吃飽了就講閑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壹塊空地方,種著許多樹。壹株頻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頻果落下來的;因為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壹個頻果了。(《華蓋集續編?馬上日記》,參見《魯迅日記》1926年6月28日:“往信昌藥房買藥。訪劉半農不值,訪壽山。”)

齊先生是魯迅的老同事老朋友,他們之間關系壹向非常之密切。齊先生為不速之客魯迅提供面包、菜肴和葡萄酒,相當於《乞食》詩中“主人諧余意……觴至輒傾杯”;而兩位老朋友“講閑話,直到五點鐘”則相當於陶詩中所說的“談諧終日夕”。主人家的孩子同乞食者魯迅也不生分。魯迅寫這壹段供發表之用的日記,固然有事實作為依據,但也不排除他心目中正有《乞食》壹詩在墊底。

日本資深漢學家岡村繁先生對陶淵明及其作品多有新鮮的見解,亦時有苛論。他認為“在淵明的時代,真正的廉潔隱者似乎是絕不接受他人施舍的”,陶淵明本人也在《詠貧士》七首其五中贊頌過袁安、阮修二人不肯接受資助的高潔,“按理說這與他自己的生活信條應當是壹致的”;接下來岡村繁先生就引用《乞食》詩,嚴正指出這裏所表現的思想感情太不同了,“淵明對施舍他酒食的這家主人感激涕零,其態度與袁安、阮修的廉潔迥然相異,顯得卑屈而近於厚顏無恥”(《陶淵明新論》第壹章第四節《清廉與卑屈》,《岡村繁全集》第四卷《陶淵明李白新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P41-42)。這壹批判未免太嚴峻了,表現出對於陶淵明之幽默相當隔膜。

陶淵明做人壹向講究原則和骨氣,所以他不為五鬥米折腰,也不肯接受本地父母官檀道濟的饋贈:

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嘆曰:“我不能為五鬥米,折腰向鄉裏小人!”即日解印綬去,賦《歸去來》。(沈約《宋書?隱逸傳》)

躬耕自資,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濟往候之,偃臥瘠餒有日矣。道濟謂曰:“賢者處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對曰:“潛也何敢望聖賢,誌不及也。”饋以粱肉,麾而去之。(蕭統《陶淵明傳》)

這些都表現了陶淵明的高潔。對於歷史上不肯隨便接受饋贈的貧士黃子廉,陶淵明專門寫過壹首詩加以歌頌,詩的後幾句道:“惠孫壹晤嘆,腆贈竟莫酬。誰雲固窮難,邈哉此前修”(《詠貧士》七首其七)。黃子廉不肯接受惠孫那壹筆厚禮(“腆贈竟莫酬”)的具體原因和背景,因為史料不足,不知其詳,但有壹點很明確:有些饋贈是不能要的。至於《詠貧士》其五中的袁安和阮公,同饋贈之接受與否並無直接關系。東漢人袁安僵臥於家,大雪封門,洛陽令問他何以不出去想辦法,他回答說:“大雪,人皆餓,不宜幹人。”(《後漢書?袁安傳》註引《汝南先賢傳》)由此可知他平時還是有些幹謁活動的。阮公其人不詳,岡村先生認為指阮修,他不願意與高門有錢的人家結婚;但陶詩中所說的“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不見於《晉書?阮修傳》。“見錢入”之錢是些什麽錢亦無從確知。要之,歷史上的高人不肯接受某種饋贈,自有其道理;現實生活中的事情也是壹樣,例如江州刺史檀道濟送來的粱肉之不能接受,顯然是因為他說的那壹番話官方氣息太濃,陶淵明不愛聽。但另外有些饋贈是可以接受的。

不肯接受別人任何好意的隱士也是有的。《晉書?隱逸傳》載郭翻的故事說:“曾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沈刀於水。路人悵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郭翻只顧保持自己的高尚,不免置對方於難堪的地位,其做法遠於人情,實不可取。陶淵明不是這樣矯情的人,他對於友人的幫助接濟是願意接受的,並不壹味亂擺高尚的架子。陶淵明接受的最著名壹筆饋贈,大約是顏延年送他的,蕭統《陶淵明傳》:“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潯陽與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潯陽,日造飲焉。每往,必酣飲而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二萬錢不是壹個小數目,可以用來喝很多酒。此外陶淵明還接受過另外壹些饋贈,包括《乞食》詩中提到的這壹次。

因為要保持高士的身段而絕對不接受任何饋贈,在陶淵明看來乃是矯情做作,並不可取。這是陶淵明的家常隨和之處,同廉潔與否完全無關。他另寫過壹首題為《有會而作》的詩,小序雲:“舊谷既沒,新谷未登。頗為老農,而值年災。日月尚悠,為患未已。登歲之功,既不可希。朝夕所資,煙火才通。旬日以來,始念饑乏。歲雲夕矣,慨然永懷。今我不述,後生何聞哉!”詩雲: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長饑。菽麥實所羨,孰敢慕甘肥?

如亞九飯,當暑厭寒衣。歲月將欲暮,如何辛苦悲。

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來何足吝,徒沒空自遺。

斯濫豈彼誌?固窮夙所歸。餒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師。

詩中除了寫自己的饑寒困苦之外,最值得註意的是其中發揮了儒家經典的本來意義,講了壹通他所認同的人情物理。詩中“粥者”、“蒙袂”、“嗟來”諸句典出《禮記?檀弓下》:

齊大饑,黔敖為食於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履,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曾子聞之,曰:“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

陶淵明基本同意曾子的意見,並略有修正和發揮,他認為在災荒之年有人出來做慈善事業是值得感謝的,弱勢群體只要能保住自己的人格尊嚴,接受救助是可以的,即使多少有壹點屈辱之感也不必介意(“嗟來何足吝”),因為接受救助可以從中得益,保住自己的生命;如果死顧面子不接受援助,白白餓死,那是不值得的。這壹見解相當通達,靠近現代觀念。

陶淵明本人接受過若幹饋贈,又拒絕過另外壹些饋贈,都有他的道理和原則。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在儒家的譜系中,陶淵明只對“先師”孔子奉若神明,其他聖賢經師他或者不予理會,或者有所保留,對地位崇高如曾子,他也不憚於提出修正。研究思想家陶淵明時,這壹點至可註意。

但是陶淵明並沒有太多的發揮自己的新人生觀,《有會而作》壹詩很快就回到儒家傳統的“君子固窮”論上去了。何焯說,此詩的後壹半“言蒙袂揚目者誠過,然斯濫可戒,當以固窮為師也”(《義門讀書記?陶靖節詩》)。要之,我們從這首詩可以感受到陶淵明在對待貧困的問題上既有他的原則性,也有他的靈活性。為了生存下去,他可以接受某種饋贈,也可以主動“乞食”――這是很正常的人生態度,怎麽能斥為“近於厚顏無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