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述浪漫主義詩學和現實主義詩學。（西方文論史）

的長文中對五四新文學運動幾乎進行了全盤的否定，而罪名就是“浪漫主義”。他攻擊新詩的情感傾向，說“有人調查壹部詩集，統計的結果，約每四首詩要‘接吻’壹次。若令心理分析的學者來解釋，全部新詩幾乎都是性欲的表現了”。他覺得“浪漫主義者所需要的文學是‘從心所欲’而‘逾矩’的文學，這種文學是不負責任的”。這篇文章幾乎是給浪漫主義宣判了死刑，他說，“據我自己的研究結果，我覺得浪漫主義的定義不但是不可能的，而且是無益的。”但中國的浪漫主義文學和詩學並沒有因此而消亡。左聯成立以後，隨著對蘇聯文藝理論的引進，高爾基的積極浪漫主義觀被左翼文學界廣泛接受，1937年以前，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兩結合”的創作思想的雛形在周揚那裏基本形成，1950年代幾乎作為官方的意識形態的壹部分，“革命浪漫主義”被固化在了與“革命現實主義”的“結合”之中。　(三)　從中國現代浪漫主義詩學形態的生成過程可以看出，中國現代浪漫主義雖然來源於西方，但它與西方的浪漫主義並不相同。西方的浪漫主義是與西方的古典主義文學相對舉而提出來的，也就是說，西方的浪漫主義是在反古典主義的基礎上產生的，在文學思想上是對古典主義的理性和秩序的顛覆 五四以後，隨著革命文學的迅速發展、左聯的成立和詩歌大眾化運動的開展，特別是20世紀30年代受日本和蘇聯無產階級文學的影響，文學上的現實主義理論得到了迅速傳播和深入的討論。五四落潮時期，早期革命文學的鼓動者針對新詩壇的壹味的感傷、浮誇和浪漫就提出了詩歌應該密切聯系現實的問題。惲代英認為新詩應當“‘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於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20〕。鄧中夏向新詩人提出了三條意見，其中兩條就是“須多作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徹底露骨地將黑暗地獄盡情披露，引起人民的不安，暗示人們的希望，以達到改革社會的目的”，“新詩人須從事革命實際活動”。〔21〕到1929—1930年左右，左翼新詩運動更是蓬勃發展，普羅詩歌社團紛紛成立，對有的社團郭沫若還親自予以指導，鼓勵他們“‘多采取勞苦大眾的呻吟、吶喊、信號’”〔22〕。普羅詩歌理論也有另壹種傾向，就是把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等同於現實，甚至將理論、口號、方針和政策等具體思想要求和工作思路直接等於詩歌。郭沫若甚至公開說要做“標語人”、“口號人”。〔23〕左聯成立以後，瞿秋白、周揚等人比較系統地介紹了現實主義理論，特別是周揚對蘇聯批判“拉普”的左傾錯誤和重新確立的“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進行了介紹，同時他還給浪漫主義留了壹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