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正德、嘉靖之際，前七子、吳門派、唐宗派鼎足三立，胡纘宗以其現實主義詩歌崛起於隴右，為當時文壇所矚目，對後世亦產生深遠影響。
胡纘宗（公元1480—1560年），漢族，字孝思，壹字世甫；號可泉，亦號鳥鼠山人。明陜西省鞏昌府秦州（今天水）秦安人。其父祖兩代以通經、精毛詩而聞名於隴右，曾任知縣。可泉少年時代與弟正宗讀書於四川，二十二歲時於西安鄉試中舉，被薦入京師入國子監，曾先後受知於明代著名學者、詩人、壹代名臣楊壹清與李東陽，並結識李夢陽、何景明、康海、王九思、呂柟、馬理等詩友、學友，友誼深厚，終生不渝。這些人，都成為壹代名人。正德三年（公元1508年）考中進士，殿試策對擬壹甲，後因故抑置三甲第壹名，特授壹甲傳臚、翰林院檢討。可泉後累遷至山東、河南巡撫、右副都禦史，官階正三品。“愛民禮士，著於壹時，名與況鐘相頡頏。”著有《鳥鼠山人集》等著作多種，大部分被收入《明史·藝文誌》與清《四庫全書》，是明代著名的學者、詩人與書法家。
殿試始末：《明史·選舉誌》載：明代科舉沿唐、宋舊制，而稍變試士之法。專取《四書》及《易》、《書》、《詩》、《春秋》、《禮記》五經命題試士，為明太祖朱元璋與劉基所定。體用排偶，代古人言，通謂八股。每三年以諸生試於直省，取中者稱舉人。次年春舉人由禮部主持試於京城，稱為會試，中式者由皇帝親自主持試於朝廷，稱為廷試或殿試，分壹、二、三甲錄取。壹甲止取三人，壹、二、三名分別稱狀元、榜眼、探花；二、三甲各取若幹人，第壹名稱傳臚。《辭源》謂：科舉時，殿試後宣讀皇帝詔命唱名叫傳臚。至明代稱會試第壹為會元，二、三甲第壹為傳臚。至清代則專稱二甲第壹名為傳臚。《辭源》載：“狀元、榜眼、探花之下，其第四名，即進士二甲之第壹名，通稱為傳臚，三甲之第壹名亦間有稱之。”間有者三甲第壹名明代稱傳臚而清代不稱之意。《明史·選舉誌》載：壹甲賜進士及第，二甲賜進士出身，三甲賜同進士出身，通稱進士。
胡纘宗為正德三年戊辰進士，為三甲第壹名，傳臚。查正德三年戊辰（公元1508年）科名錄，第壹甲三名；呂柟、景暘、戴大賓；第二甲壹百壹十五名，第壹名焦黃中；第三甲二百三十壹名，第壹名胡纘宗。即該科狀元是呂柟，榜眼是景暘、探花是戴大賓，傳臚是焦黃中、胡纘宗。
《明史·選舉誌》：“廷試用翰林及朝臣之優者，為讀卷官。***閱對策，擬定名次，侯臨軒。或如所擬，或有所更定，傳制唱第。”
關於胡纘宗殿試事，乾隆《直隸秦州新誌》載： “胡纘宗，字世甫，秦安人。正德戊辰進士。殿試策對擬壹甲，有權宰私庇其子，抑置三甲壹名。李東陽憐其才，請同壹甲，傳臚，即授翰林院檢討。” 道光《秦安縣誌》載：“胡纘宗，字世甫，正德戊辰進士。殿試策對擬壹甲，有權宰私庇其子，抑置三甲壹名。李東陽憐其才，請同壹甲，傳臚，即授翰林院檢討。” 兩誌記載全同，惟《秦安縣誌》少“秦安人”三字而已。關於此事，明《胡氏家譜》有更詳細的記載： “殿試策對擬壹甲，時有權宰私庇其子，遂置府君為三甲壹名。閣臣試官李東陽先生憐其才，特奏請允同壹甲，傳臚，授翰林院檢討，後不為例。乃授命，同修參對《孝宗實錄》”。 《明史》載：“正德三年，焦芳子黃中會試中式，芳引嫌不讀卷。而黃中居二甲之首，芳意猶不慊，至降調諸翰林以泄其忿。”又載： “嘉靖二十三年廷試，翟鑾子汝儉、孝俱在試中。世宗疑二人濫首甲，抑第壹為第三，第三置三甲。”
按：李東陽（公元1447年—1556年），明代茶陵（今湖南茶陵縣）人，字賓之，號西涯，天順八年進士。歷仕英宗、憲宗、孝宗、武宗四朝，以內閣首輔（位同宰相）主盟詩壇，創茶陵派，率先反對館閣體，為壹代名相、著名詩人。
綜上述記載，其事甚明。胡纘宗殿試已擬壹甲，即為第三名，已是探花。後因大學士焦芳私庇其子焦黃中，遂抑置胡纘宗為三甲壹名。閣臣試官李東陽憐惜胡纘宗之才，特奏請胡纘宗等同於壹甲，為傳臚，特授翰林院檢討，下不為例，得到正德皇帝允許。按明代進士授官，狀元授修撰，榜眼、探花授編修，其余的選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學成後才可在翰林院任官。胡纘宗特授翰林院檢討，為壹甲傳臚，乃是因憐才而開的壹個特例。如此說來，胡纘宗為探花的說法並非完全出於民間傳說附會，胡纘宗即使不是探花，亦為準探花，即相當於探花，這是有相當事實根據的，在當時是傳於眾口，以後又記載於《明史》的。而殿試抑第壹為第三、第三為三甲是科舉時代常法。《秦州誌》、《秦安縣誌》、《胡氏家譜》均引其事而隱焦芳、焦黃中父子之名，亦可謂厚道寬恕之至了。因明代分壹、二、三甲為名第之次，而二、三甲第壹名為傳臚，好像是特別提出並列第四名，故至清代僅以二甲第壹名為傳臚雲。
仕宦與著作：胡纘宗既任職翰林院，入史館修《孝宗實錄》，開始步入仕途。正德五年（公元1510年），他出任四川嘉定州（今四川樂山縣）判官，八年升任潼川州（今四川三臺縣）知州。正德十年（公元1515年），召入任南京戶部湖廣清吏司員外郎，後升任郎中，又調南京吏部驗封清吏司郎中。時寧王朱宸濠據南昌反，率水師出鄱陽湖入長江，揚言攻取南京。胡纘宗為南京兵部尚書喬宇出謀劃策，采取有效防範措施，捕獲宸濠南京內應者。事平，胡纘宗升任安慶知府。安慶為長江上遊重要屏障，歷來為重鎮，他升任後主要完成戰亂後的恢復工作：撫流亡，修城垣，革弊政，省徭役，興水利，獎農桑，治道路，通商旅，三年後都市繁榮，超過戰前。離任之日，安慶百姓傾城相送。明世宗嘉靖二年（公元1523年），胡纘宗調任蘇州（今江蘇蘇州市）知府。蘇州為東南壹大都會，政務繁劇，歷代選德高望重、明達幹練者為郡守，唐韋應物、白居易與明況鐘先後任職於此。胡纘宗在蘇州時以“廉潔辯治”、“名與況鐘相頡頏”。離蘇州十年後，吏民猶思念不已，為其立“去思碑”。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胡纘宗升任山東布政使司左參政；嘉靖十年，調山西布政使司左參政；嘉靖十五年，升河南左布政使；同年十二月，升山東巡撫右副都禦史，曾開修萊河以便民。時魯王橫恣，他上疏彈劾，革魯王俸三分之二，逮殺其左右群小，吏民額手稱慶。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因治河有功，調升總理河道職務，開考城（今河南南考縣）黃河支流，以減輕歸（歸德，今河南商丘縣）、睢（睢州，今河南睢縣）水患。工程之巨，效益之高，在明代水利史上寫下光輝壹頁，為壹代治水名臣。
嘉靖十八年（公元1539年）三月，明世宗幸楚承天府（今湖北安陸縣），謁顯陵，胡纘宗受小人排擠，改任河南巡撫以迎駕。時逢河南遭災，他不顧個人安危，奏準救災銀兩二十萬以賑濟災民。同年十二月，因巡撫衙門失火而引咎辭職，歸田著書。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60年），因奸人王聯誣告，將其迎駕詩“穆王八駿空飛電，湘竹皇英淚不磨”說成是詛咒，胡纘宗以71歲高齡身陷詩獄。刑部尚書劉讱為人公正，認為胡纘宗迎駕詩是歌頌功德，不是謗詛，應予原宥。世宗恨猶未釋，將胡纘宗削籍為民。出獄時，詩人謝榛前往探視，賦詩相贈，詩中有句雲：“白首全生逢聖主，青山無意見騷人！”胡纘宗口占壹首作答，豪氣不減當年，時人傳為美談。75歲時，他完成最後壹部學術著作《願學編》，這是壹部嚴謹的理論著作，從其中可以窺見其思想、文化觀點等。
嘉靖三十九年九月初三日（即公元1560年9月22日），胡纘宗方揮毫對客，奄然而逝，時年81歲。長安何棟為其作墓誌銘，《明史》有傳，附於劉讱傳後。
按《明史·地理誌》載：終明之世，為直隸者二：即京師（北京）、南京；為布政使司者十三：即山東、山西、河南、陜西、四川、湖廣、浙江、江西、福建、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以現代語言來附會，即全國有十三個行省、兩個直轄市。胡纘宗先後任山東、河南巡撫，政績卓著，其事功亦大有可觀者在。
《明史·藝文誌》收錄胡纘宗著作有《胡氏詩識》三卷，《儀禮鄭註附逸禮》二十九卷、《春秋本義》十二卷、《安慶府誌》三十壹卷、《漢中府誌》十卷、《鞏郡記》三十卷、《秦州誌》三十卷、《鳥鼠山人集》十八卷、《擬古樂府》四卷、《詩》七卷。此外著作尚有《擬漢樂府》、《潼川州誌》、《蘇州府誌》、《羲臺誌》、《秦安縣誌》、《願學編》、《近取編》、《讀子錄》，編有《漢音》、《魏音》、《雍音》、《唐雍》等。當時與後世尊稱其為“關西夫子”。
學術思想與詩文藝術特色：胡纘宗生當末世，武宗、世宗均非明君。武宗初用宦官劉瑾，後用佞臣江彬，行幸無時，荒淫無度，為明代著名酒色皇帝。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北部邊防時時告急，藩臣謀亂，民不聊生。世宗初期曾壹度重振綱紀，後任用張璁、桂萼、夏言、嚴嵩為首輔，二十余年不理朝政，以致朝政日非。終嘉靖之世，內憂外患頻繁發生，壹派風雨飄搖之景象。胡纘宗多次在詩文中稱其所處時代為“季世”、“叔末之世”，驚嘆“海內民窮財盡”。他有才能，有抱負，推崇歷史名臣王安石、範仲淹，然而時無明君，權奸當道，社會黑暗，仕途坎坷，所以又時有歸隱思想，景慕陶淵明、林和靖。這些矛盾心態都在其詩文中有真實的反映。
在文學創作上，他所處時代正是前七子高舉復古大旗時代，前七子以李夢陽、何景明為領袖，以康海、王九思、徐禎卿為中堅，“文必秦漢、詩必盛唐”，其用意在矯正“館閣體”之弊，但最終卻以模擬為能事；吳門派以沈周、唐寅、文徵明、仇英、祝枝山、王履吉等為代表，多為詩人兼書畫家，其詩以題畫、寫景、抒情為主，感情真摯，格調清新，但在回避現實矛盾上卻和前七子殊途同歸；唐順之為代表，以古見長。以上諸人多為胡纘宗摯友，但在文學創作上，他卻銘記高祖胡鈞“大丈夫當自成家”教誨，推崇《詩經》，走現實主義道路。
在哲學上胡纘宗推崇程朱理學，尤其是關中張載理學與河東薛瑄理學，張、薛學說具有較多樸素唯物主義色彩。
他推崇傳統儒家詩學理論，提倡因流覓源，綜合創造，反對摸擬。他在《願學編》中尖銳指出：“今之學詩者規規於摹仿，求其必似，……似工矣，而實未工也。”當時復古派風靡天下，這是隱含著對他們的批評。“興到成歌詠”，這是他在《從家父攜諸弟諸兒遊淩雲寺》中詩，足以概括其詩歌寫作中壹個重要特點，即其詩多為“興到”之作。《鳥鼠山人集》中有大量“口號”、“偶成”、“偶然作”、“走筆”、“率然作”字樣詩題，說明其詩既非宿構，亦非模似古代名家作品，這在模擬詩風盛行的明代中後期，堪稱中流砥柱。他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善於向南朝樂府學習，並向同時代吳中詩人學習，故至江南後詩風為之壹變。後七子主將王世貞在其《藝苑巵言》中載：“胡孝思嘗為吾郡守，才敏分流，前後罕儷。公暇，多遊行湖山園亭間，從諸名士壹觴壹詠，題墨淋漓，遍於壁石。”從中大可窺見胡纘宗昔日之風采。縱纜其全部詩作，可以說其詩感情真摯，風格瑰偉多樣，在明代詩人中是首屈壹指的。
胡纘宗現存詩千首以上，始作於正德戊辰年（三年），終於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詩歌創作終其壹生。按詩歌內容可分為社會、山水、詠物、唱酬四大類，以社會詩與山水詩為大宗，約占三分之二。社會詩散見其詩歌各個時期，反映正德、嘉靖年間社會生活廣泛而又深刻，社會歷史價值與藝術價值均很高。其《擬古雜詩七首》直書正德皇帝與其佞臣南巡南京時玩弄妓女、淫人妻小的醜惡行徑：
幕中歌吹聲，選妓色傾城。不諳君臣禮，時時並馬行。 驚喜君王至，西華夜啟扉。後車三十乘，載得美人歸。
李天舒教授曾編註《鳥鼠山人胡纘宗詩選》評曰：“這七首詩是壹組尖銳的政治諷刺詩，乃我三千年詩史所宜寶，無論明代。直書其事，此詩史之筆，若《詩經》之《伐檀》，戰國之屈騷，盛唐之杜詩，趙宋之辛詞，元代之關曲，莫非此筆之如椽者。至明代乃有胡纘宗出，紹其不絕如縷之余緒，獨放異彩於明代詩壇，厥功不亦偉乎！”評價極高，亦極精當，讀遍明詩，難以重睹敢於如此面對慘淡人生的作品，數百載之下猶凜凜有生氣。《偶成巴東》、《發羅江即事》、《雅州》、《發眉州》、《威遠道中即事》、《東阿道上》、《白龍吟》等詩都是他置個人安危性命於不顧，為民請命的血淚之作。
又如其五律《方氏承恩圖》、《習古齋》實為悼念明代大儒方孝孺而作，謂方氏雖死猶生，隱寓著對明成祖暴行的嚴正批評；五絕《懷楊殿撰三首》是懷念友人四川才子狀元楊慎流放雲南而作，詩中歷舉賈誼、李白、楊雄、司馬相如諸人以贊其絕世之才，哀時命之蹇，“漢文終有道”者，猶言嘉靖終無道也。這些詩力透紙背，都是明代難得的現實主義佳作。
山水詩在《鳥鼠山人集》中質優而量多，尤其是巴蜀江南諸作，足可代表明代山水詩的最高成就。代表作品有《次中巖四首》、《登金陵觀音閣》、《寄題疊嶂樓》、《登塔》、《登天柱閣三首》、《可泉歌》等，兼有北詩之豪放與南詩之靈秀，在風格上形成了多樣化的統壹。如《登天柱閣三首》之壹：
與客登江樓，橫江山欲浮。雲當天柱出，月傍小孤流。 帆外收吳楚，尊前落鬥牛。禰漫忽千裏，倚檻思悠悠。
此詩氣象雄渾，想落天外，清新俊逸，格調高古，是胡纘宗代表作之壹，被收入《明詩別裁集》中。又如七古《可泉歌》：
九龍鼓鬣擎長山，山麓山泉臨我牖。上有三窟煥如臺，下有七穴燦如鬥。 南屏嶓冢北崆峒，大隴小隴土何厚。羲皇畫卦咫尺天，隴水渭水分岡阜。 邑中有泉壹無可，唯茲可浸亦可藪。泉色溶溶涵女牛，泉聲汩汩鳴瓊玖。 我圃有芹碧池羹，我徑有梨華峰藕。雖乏張翰之秋蒓，卻多周颙之春韭。 金丸兩樹櫻桃盤，水晶壹曲葡萄醅。華發相攜只素琴，白衣相贈唯玄酒。 引泉溉之未盈科，東家西家分先後。秋涼收蔬三五畦，冬寒冱麥壹兩畝。 我泉之澤力止是，不似惠泉堪大受。日瀉泉流隨地滋，可雲可雨猶翹首。 雖非穹窿濟川才，似亦滄浪濯纓手。所至薄有潤澤功，源頭活水吾寧負？ 我庭亦欲植三槐，我門今看栽五柳。還山況值太平年，折簡時送平生友。 樹杪有雞白出枝，床頭有酒綠盈缶。倒觴秋月歌奚童，擊築春風醉鄰叟。 我行未和梁甫吟，我歸得獻南山壽。日光流動我何之，眾謂茲泉唯我有。 生而不淑逢叔文，嘉州外補登淩雲。上亦有泉名亦可，就日酌之蘭桂芬。 鳳池誤入慚承旨，留都召還驚揚子。漢嘉九嵿激三江，潼梓通津乘巨淙。 龍舒青草沖小孤，吳門白茅壅太湖。會稽溪仄妨海潮，太原霾動起汾濤。 海岱依稀浚百泉，河漕思唯平九川。汴垣上下理濁河，艮嶽南北愁洪波。 籲嗟乎，源泉雖多流未長，到處其如底定何！初睹翰林之汪穢， 終俯蘭臺之巍峨。歸來依松坐白石，巖畔與泉時婆娑。
按可泉之水源出秦安縣南五裏之長山，山麓有邢泉村，有媧鄉聖母宮、可泉寺諸名勝，為胡纘宗幼年讀書之處與晚年歸隱著書之處。又胡纘宗號可泉。全詩前半詠泉，後半詠已，詠泉之中有已，詠已之中有泉，神明變化，壹以貫之。全詩有對可泉景物的描寫，有對壹生往事的回憶，慷慨淋漓，壹氣呵成，有哲人豁達之度，無美人遲暮之嘆，平生誌趣，用舍行藏，俱見此五百字中，於豪放雄渾之中，復見其蒼勁挺拔如老松古柏。在明代七古中罕有其匹。
七律組詩《漫興》八首寫其生平壯遊，宦海浮沈，筆力雄肆，意氣豪邁，勢如百川赴海，壹瀉千裏，略無掛礙。如其八：
河嶽重臨紫氣開，蘭臺薇省總非才。曉迎宸舸六龍渡，夕捧琱輿八駿回。 新敕特頒星燦爛，舊銜仍改隼俳徊。歲災投劾得歸去，猿鶴翻驚旌忽來。
《漫興》八首與七古《可泉歌》被推為《鳥鼠山人集》中七言雙璧，祥加品味，確非虛譽。《可泉歌》更被推為壓卷之作，這是因其詩歌中的浪漫主義因素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
明代著名文學家王慎中在《鳥鼠山人集序》中謂胡纘宗詩“甚宏深”，有“專精果毅之力”，“文以澤其質，律以諧其音，彬彬乎何聲之富也”，“今有欲知秦中之美且盛者，舍是詩其何觀”，中肯地指出其詩歌成就，風格特征，溯源所自，以及在明代詩壇的影響和地位。現代著名學者楊伯峻在《鳥鼠山人胡纘宗詩選序》中謂：“他的詩質樸而富有感情，要這樣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詩人。象當時吳門派唐伯虎（寅）、祝枝山（允明）等人逃世於書畫，玩世不恭，倜儻不群，他是不肯幹的。可是唐、祝諸人喧騰於眾口，胡氏卻寂寞於身後，這是歷史的不公平。”《鳥鼠山人詩選註》等書籍的出版當補救這不公平的歷史，補寫出明代文學史上的光彩奪目的壹頁。
都禦史長安何棟在胡纘宗墓誌銘中贊其“經濟宏偉，功業垂於當年；學海淵涵，著作傳於今日。”今秦安縣已於城南可泉讀書處修胡纘宗紀念館，紀念館占地壹畝五分，由殿宇與廂廊若幹間組成，陳列胡纘宗著作、書法作品、影圖等，以紀念這位明代著名學者、詩人與書法家。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甘肅詩詞學會會長袁第銳曾為撰聯：“壹泓碧水，十裏青郊，雖輞川無法以過也；九月黃花，三春綠柳，便桃源未必勝之。”裔孫胡喜成亦為之撰聯：“此地有幽林翠柏，綠野風煙，東山歌酒，遙思在手青雲，園接南峰秦隴望；他時逢春韭秋芹，平泉草木，西塞虹雷，猶冀彌川紫氣，天回北鬥玉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