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這壹主張在文學思想史上影響深遠,這篇集中體現他文學見解的作品在古代文論中擁有崇高的地位。
歷來壹提到《與元九書》,人們最多關註與重視的總是該文在文學理論上的建樹與重大意義。
在文藝與現實的關系上，白居易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作，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明確結論。
白居易從文學同現實的關系著眼，認為文學不僅消極地反映社會內容，而且應該和當前的政治結合在壹起。
他從實踐經驗中體會到要想“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認為文學應積極的幹預生活。
所以他在與人談話中“多詢時務”，關心時事或現實人生。
讀書中，探討治國救民的道理。基於這樣的認識，他提出了“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明確結論。
把自己的情誌通過詩歌這種形式表達出來。
關註客觀現實，表達自己對生活的評價，這壹樸素的現實主義創作理論，體現著白居易的憂國憂民、為民請命的可貴精神。
在詩歌的作用上，白居易在“為時”“為事”的前提下，提出詩歌應發揮其“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看法。
白居易的“為事”、“為時”，也是為君、為臣、為時、為事而作，他的動機和出發點是“兼濟天下”。
他反復強調詩歌應發揮“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要求詩人對當時社會弊端作真實的揭發與批判。
《與元九書》中關於從周衰秦興至唐興二百年，詩道由六義始到梗概尚存，最終六義盡去的殘酷現實的論述。
對此白居易深感痛心，自訴“仆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廢食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
關於風雅比興，白居易強調風雅反映現實的優良傳統，他的詩歌重在內容的美刺、諷喻、變風變雅，作者創作諷喻詩不僅是為了表達美刺比興詩旨，更重要的是借此實現其身居廟堂的“兼濟之誌”。
正如《與元九書》中所說“上以廣宸聽，副憂勤；次以酬恩獎，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誌”。
白居易身居官位，他本著“有闕必規，有違必諫，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病無不言”的高度責任感，對君主積極進言。
希望通過自己的諫官之職達到政通人和的社會效果，但這也表現了他的階級與時代的局限性。
在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關系上，強調形式內容必須相互統壹。
他給詩歌下了壹個定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
這句話形象的闡明了詩歌的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實際上，把作品的感情和思想內容比做“根”、“實”，把作品的藝術形式比做“苗”和“花”，反映了白居易對作品的內容和形式的正確理解。
他認為，“情”是根本，是詩歌的基礎和支柱，“義”則是果實，是詩歌的深刻內涵，只有感情是不夠的，詩歌講究語言得體，聲韻恰當，意義深刻。
“言”和“聲”屬於詩歌形式範疇，言好比禾苗，聲好比花朵。
對於讀者來說,有聲音、有情感才能起反映，內容與形式缺壹不可。
他認為聖人的作品都因為做到了內容和形式的統壹,所以感人至深。
聖人將“六義”的思想，用語言表達出來，配上聲律。
以上僅就白居易文藝理論進行了初步探討。盡管白居易在文學史上以文學家著名，但他的理論也不可忽視。
正是由於眾多的像白居易這樣的文學創作實踐和經驗總結者的不斷努力，才鑄成了我國文藝理論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