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的《樂》指的是儒家所認可的高尚的音樂，諸如《詩》中的《雅》、《頌》等等，而不是指樂器。《論語·陽貨第十七》說：“樂雲，樂雲，鐘鼓雲乎哉？”又說：“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24]孔子反對鄭聲卻提倡雅樂，為什麽？因為“鄭聲淫，佞人殆”[25]，因為雅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26]。孔子認為，雅樂能夠真正樹人。他說：“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27]
關於《詩》，儒家是非常看重的，認為它對於人才的培養有著不可取代的作用。孔子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28]又說：“《詩》三百，壹言以蔽之，曰‘思無邪。’”[29]這充分表明了孔子對《詩》的重視：它不僅可以培養高尚的情操，還能夠使人學會事父、事君之道，而且，還能使人增長知識。所以，孔子不但教學生學《詩》，而且還要求自己的子孫都來學《詩》。孔子曾經對孔伯魚說：“不學《詩》，無以言。”[30]這就是說，學了《詩》，即使是最少的收獲，也可善於言辭。因為《詩》有這樣的功能，所以儒家常常引用《詩》的話來證明自己。比如，《大學》引用了“周雖舊幫，其命維新”，《中庸》引用了“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論語·學而第壹》引用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孟子·梁惠王第壹》引用了“他人有心，予忖度之”、“畏天之威，於時保之”，《孟子·公孫醜第二》引用了“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等等，不勝枚舉。
關於《書》，儒家指的是《尚書》。從孔、孟開始，儒家就重視《尚書》，並經常引用其中的話來探討學問。比如，《論語·為政第二》引用了“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論語·憲問第十四》引用了“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孟子·梁惠王第壹》引用了“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誌”，《孟子·滕文公第三》引用了“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等等。儒家之所以重視《尚書》，是因為孔子認為它同《詩》壹樣都是雅言。《論語·述而第七》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孟子認為，只要能正確領會和運用《尚書》，就能無敵於天下。他說：“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31]
關於《禮》，儒家指的是記載有關禮的《士禮》。在儒家，從孔子始，他們推崇的是周禮，即周代的禮儀制度。孔子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32]孔子推崇周禮可以從兩個側面反映出來：其壹，生活；其二，教化。在生活中，孔子經常夢見周公。他說：“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33]因為近來壹直沒有夢見周公，孔子就感嘆是自己老了。在教化上，當他的得意門生顏淵問為邦之道時，孔子說：“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34]可見，孔子時刻不忘以禮進行教化。當然，孔子並非只懂周禮，他對夏禮和殷禮也非常精通。他說：“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35]又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36]夏禮和殷禮，孔子不但能對人宣說，而且還非常了解其中的損益，這決不是壹般人所能做到的。孔子之所以這麽看重禮，是因為禮是人在社會上立足的根本，是社會秩序的制度化和體系化的體現。《論語·季氏第十六》說：“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堯曰第二十》說：“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這充分說明，在孔子心目中，不按照禮來行事的人是不可能得到社會的尊重的。《論語·為政第二》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這表明，生養死葬都必須以禮為準，不能無禮。孔子說：“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37]值得註意的是，儒家所謂的禮同我們今天的禮尚往來中所盛行的請客送禮的禮是完全不同的。孔子說：“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38]又說：“人而不仁，如禮何！”[39]在孔子看來，禮並非金銀財寶之類的物品，而是以仁為根本的社會秩序的體現，如果離開了仁，禮就走向了反面。對於壹個國家來說，“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40]。因此，孔子主張，對人民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使之“有恥且格”。[41]
關於《易》，儒家指的是《周易》。據司馬遷的說法，文王“拘而演《周易》”[42]，《周易》六十四卦是周文王親自推演出來的。關於《周易》的基本原則，《易傳·說卦》說：
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叠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儒家之所以重視《周易》，是因為《周易》能夠滿足儒家的壹切需要。《易傳·系辭上》說：“《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蔔筮者尚其占。是故，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在中國古代，為人處世，無非此四者。根據孔子的看法，上述四個方面都可以成就聖人。所以《易傳·系辭上》接著說：
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誌；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此之謂也。
雖然孔子極為看重《周易》，但因為《周易》實在是廣大悉備，連孔子也深感領會得不夠。他說：“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43]
關於《春秋》，據司馬遷說，是孔子所作。[44]孟子認為，《春秋》是諸侯爭霸的歷史反映。他說：
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壹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