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
錢理群1985年與黃子平、陳平原***同提出了“20世紀中國文學”的概念，強調新概念的提出，“並不單是為了把當前存在著的‘近代文學’、‘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這樣的研究格局加以打通，也不只是研究領域的擴大，而是要把20世紀中國文學作為壹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來把握”，因此“‘20世紀中國文學’這壹概念首先意味著文學史從社會政治史的簡單比附中獨立出來，意味著把言語學自身發生發展的階段完整性作為研究的主要對象”。在***同撰寫的《論“20世紀中國文學》壹文裏，還從“走向‘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以‘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文學；以‘悲涼’為基本核心的現代美感特征；由文學語言結構表現出來的藝術思維的現代化進程”這幾個方面概括了“20世紀中國文學”概念的提出，引起了學術界的強烈反響，從80年代到90年代壹直是人們關註的學術命題，在討論中提出了各種意見，但這壹概念卻被普遍接受，並且波及其他學科。這壹概念在日本、韓國等國的學術界也引起濃厚的興趣，產生了壹定影響。
撰寫文學史專著《中國現代文學30年》
錢理群與吳福輝、溫儒敏、王超冰等合作，撰寫了文學史專著《中國現代文學30年》，並在所執筆的長篇序言裏，試圖用“20世紀中國文學”的觀念來總攬全書。這是壹部教科書式的文學史，既廣泛地吸收了學術研究的最新成果，並有許多作者自己的獨特發現與見解，初版本與修訂本都顯示了80年代與90年代學科所達到的水平，提供了經過嚴格選擇的新的知識，新手工藝 信息；同時充分註意科學性與準確性，以及文學史教材應有的穩定性與可接受性。因此本書出版後，受到了大專院校師生與文學愛好者的歡迎，1997年國家教委選定為大學現代文學史課程的教材，這就更加擴了本書的影響。錢理群在他執筆的有關“詩歌”與“戲劇”發展的章節裏，有意識地進行了“文體史”的寫作的試驗，在描述文體發展的軌跡時，突出文體自身的特點：他試圖以“詩歌藝術思維與語言的變遷（連續、中斷、斷而復續等等）”來展現新詩發展歷程，以“廣場戲劇與劇場戲劇的彼此消長、起伏”為線索來敘述話劇史。以後，他還和他的學生壹起提出了“閑話風”、“演講體”與“獨語”三種散文類型，為散文史的寫作提供了壹個新的發展線索。他的這些探索在學術界都產生了壹定影響。
對文學史途述方式的試驗
《繪圖本中國文學史》“新世紀的文學”部分（與吳曉東合作），壹方面是對20世紀中國文學的壹次整體描述，同時又將其納入“中國文學史”的總體結構中——這是錢理群文學史研究的又壹次新的嘗試。這樣的結構方式決定了關註的重點是現代文學與中國傳統文學的內在歷史聯系，同時意味著是將壹個世紀的文學置於數千年的歷史坐標中進行嚴格的篩選，相當數量的作家、作品在這大歷史的敘述中，消失於研究視野之外，而另壹些具有超前性的作家、作品卻在長時段的歷史檢驗中被突現出來。本書經過認真的研究，提出了與傳統教科書不同的自己的文學史定位。在歷史的敘述中，也力圖擺脫歷史決定論與歷史進化論的文學史觀的影響，更重視文學發展中的中斷，反復，超前，滯後，偶然，個別，以展現歷史的豐富性與具體性。此外，將臺灣與香港地區的文學作為“20世紀中國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通俗文學進入研究視野，對通俗文學中的大家金庸給予了充分評價；在描繪1949年以後的文學時，第壹次論述了“地下文學”，這也都構成了本書的特點。本書也開始了對文學史途述方式的試驗。
對40年代中國文學的考察
在關註20世紀中國文學總體的史的描述的同時，錢理群從80年代末開始，就將他的研究重心轉向40年代中國文學的考察。在錢理群看來，40年代的文學既是五四以來的中國現代文學（歷史）的自然發展的結果，又孕育了後半個世紀中國當代文學（歷史）的發展（錢理群認為，這後50年形成了壹個獨立的文化形態，他稱之為“***和國文化”）；因此，抓住“40年代”這壹中間（過渡、轉換）的環節，突入這壹點，可以起到總攬全局（20世紀中國文學與歷史的發展）的作用。在進入40年代文學研究的具體操作時，錢理群首先進行的是原始資料的發掘與整理。他編選了《20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四卷，和他的同事、學生壹起編選了《中國淪陷區文學大系》（16卷本），並發掘（或重新認識、評價）了壹些作家、作品，這就為正在進行的“40年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成果，也是他”個人化（非教科書式）的文學史寫作的壹個新的嘗試。這是關於文學史結構方式與敘述方式的試驗：打破了以往文學史的結構模式，本書選擇“1948”這壹最能體現40年代的歷史轉折、交接特質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過對這壹年發生的文學事件、流派、論爭、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歷程的描述，瞻前顧後，理清來龍去脈，從而揭示40年代、以至50年代初的文學發展的主要線索與走向，這種“從壹個年代看壹個時代”的結構方式，可以將大文學史敘述忽略（省略）的人與事納入研究視野，特別是在這個年代的普通人，壹般知識分子讀什麽書，喜歡聽什麽音樂，看什麽電影，街頭巷尾流傳什麽笑話……這樣壹些日常生活中的細節都具體入微地進入了文學史的敘述，這同時也意味著文學史觀念上的某些變化。本書在文學史的敘述方式上，將具有典型意義的歷史細節置於比較重要的地位，追求報告文學那樣的豐富而具體、生動的典型現象（人物與事件）與細節的描述，以及由此產生的現場感；但又同時嚴格拒絕任何虛構，要求每壹細節都有具體的歷史根據。本書在敘述視點、敘述語調的選擇上也作了很大努力。
提出“文學史敘述學”的概念
錢理群作為壹個文學史家，不僅致力於“現代文學史”的具體寫作，而且關註寫作背後的文學史的獨特方式。他曾連續著文闡釋他的導師王瑤先生（並上溯到魯迅）的文學史理論、方法，以此作為自己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理論指導，而自己的每壹次研究與寫作實踐又都有明確、自覺的實驗目的，並及時作出總結。他把自己的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任務（目標）規定為“深入到‘作家、作品、讀者’的內部深層機體裏，去審視、開掘、發現特定歷史時代下的知識分子群體與個體（作家），讀者群體與個體，以及作品所顯現的各種類型‘人’的群體與個體的生存境遇、體驗與困惑及其美學形態，並從這壹切的綜合把握中，揭示出特定歷史時代中人的生存困境及其美學形態”。他因此而強調，“作為壹個文學史家，他必須與作家壹樣，對於‘人’（他的生存境遇、體驗、困惑）保持社會、歷史、文化的與形而上的雙重關懷，既應關懷現實又超直於現實”。在具體研究、操作中，他又始終抓住“典型文學現象”，突入“壹點”而見“全貌”，既具體有微又能體現發展的軌跡，以此作為自己的文學史研究的基本方法，並因此而提出文學史家的思維特點，就在於對於具體、生動的細節、歷史的現象形態保持職業的興趣與敏感；同時又必須具有發現細節、現象背後的普遍象征意義的思想穿透力。錢理群還十分重視文學史研究中的時空蹁問題。他認為，“歷史”是彼時彼地發生的，寫歷史的人是生活在此時此地的，所謂歷史寫作就是壹個不斷往返的雙向運動過程：既要由此及彼，努力進入歷史情境，設身處地地體察、理解彼時彼地的人（個體與群體）怎樣、何以作出這樣或那樣的選擇，從而產生了某種歷史命題；又要由彼及此，毫不回避地正視與揭示在選擇（命題）展開與實現的過程中出現的壹切嚴峻而復雜的事實，這些後果是當事人所不可能預知的。他因此提出了“設身處地”與“正視後果”作為文學史研究與寫作的基本原則。錢理群還提出文學史研究中必須抓住兩個“中介”環節：壹是作為最終決定文學發展的經濟基礎與文學之間的“文化”——以後，錢理群又根據現代文學發展的歷歷史特點，從影響文學發展的眾多因素中提出了“出版文化”、“大學文化”與“政治文化”與文學的現代化關系最為密切的三大文化要素；而在影響、制約文學發展的“文化”背景與作品的“文本結構”之間，也還有壹個中介，即是文本創造主體“作家的生存狀態與心理結構”。錢理群還強調在關註文學史觀念與方法的更新同時，不可忽略史的寫作形式（結構、途述方式等）問題，並因此而提出了“文學史敘述學”的概念。他的這些實踐經驗的總結與理論設想，在學術界也都有壹定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