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點”的駁議：新詩史上的《嘗試集》與《女神》
作者：姜濤
內容提要：在新詩史上，胡適的《嘗試集》與郭沫若的《女神》，都是新詩成立的奠基之作。但在回溯新詩歷史起點的時候，壹種微妙的爭論，往往在兩本詩集之間發生，而新詩的評價及歷史建構機制，也就展開於其中。本文檢討了這兩本詩集的歷史定位過程中，讀者的閱讀、批評的生產以及文學史敘述的作用，從而對壹般線性的新詩史敘述，提出自己的質詢。
在壹般的文學史敘述中，新詩發生的起點，無疑要從胡適及他的《嘗試集》算起。作為新詩的“老祖宗”，是胡適壟斷了新詩的發明權，《嘗試集》則是第壹塊開山的界碑，象壹塊栩栩如生的化石，記錄了詩體大解放的歷程。這壹點毋庸質疑，幾乎是最基本的文學史常識。然而，在這種判斷之外，另壹種說法也屢見不鮮，並隱隱構成了對胡適及《嘗試集》的挑戰。1922年，在郭沫若的《女神》出版壹周年之際，郁達夫就曾以不容質疑地口吻說：“完全脫離舊詩的羈絆自《女神》始”，這壹點“我想誰也該承認的”。同年，聞壹多在他著名的《女神》評論中，也有類似的評價：“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其後錢杏邨、穆木天、焦孚尹、周揚等人，都先後重申過這壹觀點。由此，在《嘗試集》和《女神》之間，壹種微妙的紛爭就此展開，這意味著，在回溯新詩的歷史起點時，後人至少擁有了兩種說法，它們在文學史上同時並存，此抑彼揚，形成壹種潛在的論辯，甚至壹直延續到了當代。
無庸贅言，政治風雲的變動、時代語境的轉換，胡適、郭沫若二人政治身份的差異，直接制約後人的態度和文學史上的座次。然而，除了外部歷史與意識形態的影響外，兩部詩集地位的升沈，還是連綴著對新詩歷史的整體評價。其實，除《嘗試集》和《女神》以外，周作人的《小河》、沈尹默的《月夜》、朱自清的《毀滅》等作品，都曾被當作過新詩成立的標誌，而與不同的起點設定相關的，是對新詩合法性的不同構想。當晚出的《女神》被設定為真正的起點，某種價值上的優劣對於時間次序的優先權也建立起來，換而言之，新詩不僅是壹個歷史形態，完成的只是由文言到白話的工具變革，它還包含著特定的美學訴求和歷史內涵。在《女神》、《嘗試集》升沈的背後，展開的是壹種文學史建構機制，是對“新詩是如何成立”的這壹問題的解答。因而，梳理這壹“起點神話”的建構過程，便成了壹項饒有意味的工作。
壹
從時間上看，《嘗試集》問世於1920年3月，而《女神》的出版則1921年8月，其間雖然相隔壹年有余，但基本上可以說是“同步”發生的，並在讀者的視野裏，激起同樣巨大的反響，***同成為早期新詩“形象”的來源。然而，在諸多***性之外，《嘗試集》和《女神》對新詩“形象”的呈現，也迥然不同，而新詩發生期的某種內在張力，恰恰表現於其中。
作為“新詩”的第壹個樣本，胡適在《嘗試集》，通過對序言、編次等環節的設計，呈現了白話新詩從古典格律詩體中，如何壹步步脫繭、解放的過程，工具層面的新/舊、白話/文言的沖突，也成為辨識胡適及早期新詩形象的主要尺度。但在工具意義的變革之外，《嘗試集》另壹個爭議之處，還在於對某種既定的“詩”標準的反叛。從早年的提出的“作詩如做文”的方案，到後來對所謂“詩的經驗主義”的解說，打破詩文界限的努力，壹直貫穿了胡適的新詩言論及實踐。無論是以平白、樸素的口語，代替“風花雪月、娥眉、朱顏，銀漢、玉容”等所謂“詩之文字”，還是在詩中包容說理、敘事等因素，對壹般“詩美”規範的反動，的確為早期新詩帶來了清新的活力和歷史包容力，並成為新詩人們普遍分享的傾向，以致在後人看來，“非詩化”已成為以《嘗試集》為代表的早期新詩的基本特征。應當指出的是，這壹“非詩化”取向，不僅有違壹般讀者的閱讀期待，而且與當時正在廣泛傳播的現代純文學觀念，形成了暗中的抵牾，有關《嘗試集》的眾多非議，也大半由此產生。壹方面，由於“詩體的大解放”而備受尊崇；另壹方面，又由於廢黜了“詩美”而備受指摘，《嘗試集》的文學史形象，可以說頗為尷尬。
與《嘗試集》相比，異軍突起的《女神》，則是壹個令人滿意的出品，呈現了新詩的另壹種“面目”，無形中構成了新詩發生的另壹極。雖然《女神》中若激昂揚厲的狂放書寫，最為強烈地沖擊了傳統“詩形”。但還應看到的是，《女神》同時也是壹部高度“非散文化”、甚至是“雕琢粉飾”的作品，在音節、用詞及結構方面，都是相當考究的。辭藻的華美，大體均齊的格式和韻腳，以及詩歌經驗的“非日常性”，都是其顯著的特征，並與當時流行的散文化詩風區別開來。蘇雪林在30年代就說：白話詩初起，排斥舊辭藻，力主白描，“但詩乃美文之壹種”，“官能的刺激，特別視覺、聽覺的刺激，更不可少”，郭沫若的詩篇中充滿了“心弦”、“洗禮”、“力泉”、“音雨”、“生命的光波”、“永遠的愛”等誇張的歐化辭藻，恰好滿足了了這種期待。有意味的是，在“閱讀期待”的部分滿足中，壹些敏銳的讀者，開始將《嘗試集》和《女神》，在“詩”的維度上有意對照起來。
20年代初，還是壹名文學青年的詩人馮至，就是狂熱的新詩讀者中的壹員，後來他回憶說：當時“胡適的《嘗試集》，康白情《草兒》，俞平伯《冬夜》，我都買來讀，自己也沒有判斷好壞的能力，認為新詩就是這個樣子。後來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譯的《少年維特之煩惱》相繼出版，才打開我的眼界，漸漸懂得文藝是什麽，詩是什麽東西。”在馮至這裏，“好”與“壞”，“詩”與“非詩”的區分，是顯現於《女神》與以《嘗試集》為代表的“亞東系列詩集”之間。在另外讀者那裏，《女神》與《嘗試集》之間的這種對峙關系，表露得更為明顯，施蟄存曾用壹個暑假反復研讀《嘗試集》，結果是對於胡適的新詩起了反對，而《女神》出版後，在讀到第三遍時，就“承認新詩的發展是應當從《女神》出發的。”記錄類似感受的材料，還有很多，這裏不再壹壹引述，但不難看出，對《嘗試集》的貶損與對《女神》的推崇，是交織在壹處的，構成了壹種判斷的正反兩面，它指向的是新詩的歷史起點的確認，即：在所謂“詩”的前提下，《女神》是新詩合法的起點，而《嘗試集》所代表的，仍是新詩處於歷史遮蔽下的某種未完成狀態。壹種詩歌史意義的區分話語，已經被引申出來。其實，在《女神》出版第二天，鄭伯奇就在《時事新報?學燈》上就發表了書評，開宗明義地指出了這壹點：在《女神》之前，新詩集也出過兩三部，數量很少，“說句不客氣的話，藝術味也不大豐富”。新與舊的基本矛盾，在這裏已隱沒，代之以“藝術味”的有無。
在讀者的閱讀中，《女神》與《嘗試集》的對峙關系，已表明新詩歷史“坐標系”的轉換。當然，隨著新詩的展開，以及合法性標準的推移，《女神》和《嘗試集》都被漸漸推向歷史的封存處，但在後人的論說中，兩本詩集的投影仍時隱時現，臧否褒貶之聲始終不斷。作為開山之作，《嘗試集》的影響無疑十分深遠，在某種意義上規劃了新詩的基本道路。有意味的是，這種影響的壹個突出表現，就是新詩史上屢屢不絕的抨擊與詆毀，很多新詩人在確立自己詩歌起點時，似乎都要向前回溯，以咒罵《嘗試集》為開端，這恰恰從反面驗證著“起點神話”重要性所在。成仿吾說：“《嘗試集》裏本來沒有壹首詩。”朱湘的評價與其類似，認為《嘗試集》中“沒有壹首不是平庸的。”而穆木天則幹脆將胡適定為中國的新詩的運動中最大的罪人。這些發言，後來被廣泛引用，構成了《嘗試集》的基本文學史形象。值得指出的是，它們依據的標準雖各有不同（浪漫詩學的“情感表現”，象征主義的含蓄、暗示，以及對形式格律的強調，都是評價的尺度），但壹個***同之處，都是從所謂“詩”的角度廢黜《嘗試集》的合法性，從而重新構想新詩的方向。
與《嘗試集》備受責難的命運相比，《女神》則聲譽愈隆，對其作為新詩另壹起點的強調，也多有回響。除上文引述的郁達夫、聞壹多20年代初的說法外，對《嘗試集》毫不留情的朱湘，從郭沫若對“詩”的特殊拓展入手，認為“他的這種貢獻不僅限於新詩，就是舊詩與西詩裏面也向來沒有看見過這種東西的”；雖然，對於《女神》並非壹片叫好之聲，批評之聲也時有傳來，與《嘗試集》壹樣，也往往被當作是藝術上已被超越的存在，無法在更新的美學尺度上引起後人的***鳴。但從總體上看，在後人眼中《女神》的價值是淩駕《嘗試集》之上的，即使是與胡適交好的陳源，在其《新文學運動以來十部著作》，也列出《女神》、《誌摩的詩》作為白話詩的代表，胡適卻僅舉其“文存”，而《嘗試集》卻榜上無名。上述種種觀感、印象以及判斷，在創造社的後期盟友錢杏邨那裏，凝結為壹個極為誇張的結論：“《女神》是中國詩壇上僅有的壹部詩集，也是中國新詩壇上最先的壹部詩集”。在這裏，不僅《嘗試集》“第壹”的位置被取代，其他新詩集的地位也隨之被壹筆勾銷。
二
上述批評言論，出自不同的立場，與發言者所處的文壇位置、所屬的文學陣營，也有直接的關聯，但它們卻影響著後人的歷史想象，對文學史圖像的形成，起到不可忽視的奠基作用，《嘗試集》與《女神》的對峙，也曲折地投射於新詩史線索的勾勒中。作為新詩的第壹本出品，《嘗試集》的開端地位似乎是不可動搖的，大多文學史敘述，在論及新詩時，都要從《嘗試集》起筆，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就稱《嘗試集》是“我們第壹部新詩集”。 直至王瑤，該說法也未改變。這壹點似無需多言。相比之下，有關《女神》的歷史定位卻莫衷壹是。
在相關的評論中，《女神》多次被推為新詩合法的起點，然而，價值的判定卻無法替代歷史的實證邏輯，雖然圍繞郭沫若和胡適誰是白話新詩“第壹人”的問題，有過不少的討論，但《女神》晚出的事實，卻決定在壹般的文學史描述中，上述《女神》作為起點的說法並不多見，常見的描述仍是將《女神》，定位於新詩發展的歷史脈絡中，具體說來，大致有以下三類：
第壹類描述，只是將《女神》當作新詩發生期的壹部重要作品，其文學史地位沒有被特別地突出，如在30年代譚正璧的《新編中國文學史》中，郭沫若只被當作“無韻詩”作者中的壹員，名字與汪靜之、康白情、俞平伯同時出現；與此相關的是，在很多論者眼裏，與《女神》相對峙的不是胡適的《嘗試集》，而是康白情的《草兒》。在此類描述中，《女神》的形象，仍是呈現於新詩發生的整體進程中，並未被鼓吹為另起爐竈式的起點。
第二類描述，雖然強調《女神》的特殊性地位，但它往往是作為新詩史的某種“異端”，而被引入討論的，朱自清在《中國新文學大系?詩集》導言中的說法，最具代表性：他沿著新詩發展的時間線索，從胡適到康白情、到湖畔派，再到冰心和白采，壹路說下去，到了最後才補充寫到：“和小詩運動差不多同時，壹支異軍突起於日本留學界中，這便是郭沫若氏。”言外之意，“以抒情為本”的《女神》，是新詩主線之外旁逸的壹條分支。這種印象也沈從文設計的 “分期表”中體現出來，在沈從文眼中，新詩“嘗試期”的代表是《嘗試集》、《劉大白的詩》、《揚鞭集》，“創作期”的代表是《草莽集》、《死水》、《誌摩的詩》，《女神》則獨立於這壹序列，因為郭沫若“不受此新詩標準所拘束，另有發展。”無論是“異軍的突起”，還是“不受新詩標準所拘束”，在這壹類描述中，《女神》的形象是寄托在對壹般新詩邏輯的掙脫上的，但值得考慮的是，隨著評價標準的變遷，“異端”往往能翻身壹變，成為新的“正統”。
與前兩類描述相比，最為常見、也最為重要的是第三類描述，即：將《女神》看成是新詩發展某壹階段的代表或開端。這裏有從“詩體解放”的角度立論的，《嘗試集》到《女神》的過程，就是“詩體大解放”實現的過程，兩本“新詩集”首尾銜接成新詩的進化；另壹種立論，則從20年代的詩歌形式標準出發，把《女神》被當作新詩“格律詩”階段的起點：余冠英分新詩為前、後兩期，而後期對西洋詩體的模仿，是“《女神》等集啟其緒”；這壹說法在趙景深、陳子展那裏得到了延續，楊振聲則更為直接，跨越時間的界限，郭沫若與徐誌摩，並列為第二期的代表，特點也是用“西洋詩體”。在這樣的分期論述中，《女神》被納入到新詩的主流線索中，但不同的是，它標誌的卻是對最初向度的歷史性超越和詩歌“形式”規範的復歸。
如果說在這種定位中，“另壹起點”的文學史地位已被暗示出來，那麽最後壹種描述，則直接將《女神》頒布為新詩合法成立的標誌。蒲風在其著名的《五四到現在的中國詩壇鳥瞰》中，分早期新詩（1919—1925年）為嘗試期和形成期，而郭沫若被推為“形成期”的代表詩人。“嘗試”與“形成”，這樣的命名似乎在強調兩個時期的地位不是均等的，前期只有發生的價值，在後壹期，新詩才正式成立。同樣，穆木天也不只壹次斷定：“‘五四’詩歌，由胡適開始，由郭沫若完成：這是我在過去論沫若詩歌時的結論；這個結論，我始終認為不錯。”
表面上看，最後壹種描述只是重復了許多發言者的個人判斷，但有壹點十分不同的是，這裏顯露出壹種微妙的文學史構造策略，即將本來幾乎是“***時”發生的詩歌向度（《嘗試集》與《女神》幾乎是同時出版的，先後只差壹年），拉伸成“歷時性”的分期，蒲風在文中對此就有說明：郭沫若的寫作，雖在嘗試期已有驚人成就，“不過正因為他有過驚人的成就------所以我把他位置在這裏，當作這形成期的代表人之壹”。這種策略的特殊性在於，對時間順序和價值等級的有意混淆，其功能則表現為，對上文提及的價值邏輯與歷史邏輯之間矛盾的解決，在歷史/價值的張力中，新詩的發生的兩個起點，被扭轉成“開端”和“成立”的線性接替。在蒲風等人的描述中，“扭轉”之力是將《女神》推後為“形成期”的代表，這種“扭轉力”有時也會作用於《嘗試集》上，將其擠到新詩“史前”的位置，它的價值似乎只局限在詩體的新舊過渡上。有意味的是，譚正璧在他的文學史中，還將胡適的《嘗試集》與胡懷琛的《大江集》相提並論，認為都代表了“未脫舊詩詞的氣息”的時期。當年，胡適等人將“不新不舊”的胡懷琛排斥在正統詩壇外，但在後人那裏，《嘗試集》和《大江集》卻歸入了壹類，這似乎是壹個諷刺。
在這壹構造策略的影響下，壹種基本的文學史印象也得以形成，即：新詩的發生以及成立，是呈現於《嘗試集》與《女神》之間的：壹為開端，壹為完成，兩本幾乎同時出版的詩集間，壹種“進化”或“回歸”的時間差被想象出來。在這種印象基礎上，上述基本的文學史線索被普遍接受，並延續到了當代。眾所周知，50年代以後，隨著對胡適本人的批判，《嘗試集》的名字壹度被排斥在文學史之外，《女神》卻堂皇地成為新詩的合法起點，如80年代初壹位論者所說：“《女神》是中國詩壇上最先的壹部詩集”的觀點，“在壹九五四年批判胡適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以後，就廣泛流行開來。”他還舉出復旦大學中文系1978年《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下列說法為例：“《嘗試集》是壹本內容反動無聊，形式上非驢非馬的東西。這個集子五花八門，象垃圾堆壹樣，名堂甚多，但沒有壹首是真正的詩，更沒有壹首是新詩！”甚至說“把《嘗試集》作為中國第壹本新詩集”，“也是完全錯誤的。”然而，新時期以來，現代文學研究歷史品質的復歸，無疑又將《嘗試集》帶回人們的視野，壹時間重評《嘗試集》的文章也蔚然成風，圍繞《嘗試集》與《女神》誰是第壹本新詩集的問題，壹場不大不小的爭論似乎再所難免。具體論爭的內容，這裏不再引述，但最後達成的結論，不過又回到了過去的線索：《嘗試集》由於其客觀的歷史存在而被認可為開端，而《女神》則由於其在思想、藝術上的多重成就而被奉為新詩成立的“豐碑”。
三
在《嘗試集》和《女神》之間，壹種文學史的進化想象被建立起來，而梳理這壹過程的目的，主要不在能夠滿足某種“學科史”的需要，更值得關註的是，在這壹過程中新詩的合法性辯難，得到了怎樣的化解。
如上文所述，在“新詩”的發生過程，詩歌語言、體式的變革之外，對某種“詩美”規範的反叛，對詩歌表意的多種可能性的追求，是另壹個相當重要的沖動。雖然，這並不是什麽文學史上的新見，但考慮到它是在壹個個文化、觀念、詞匯都處於急遽變化的時代產生的，並與這樣壹種特殊的歷史抱負相關，即：在既有的審美規範之外的新異探索中，把捉特殊的、變化的現代經驗。如果從某種世界範圍的整體視角出發，這種沖動中包含著鮮明的現代性特征。“現代性”是近年來學界討論的熱點之壹，有研究者也將這壹框架引入新詩的研究，將新詩的展開概括為“對現代性的追求”，具體澄清其內涵不是本文的工作。簡單地說，審美領域內“可以稱為現代性的那種東西”，是壹種從變化、短暫、偶然的“現時”中“提取它可能包含著的在歷史中富於詩意的東西。”上面波德萊爾的這段話規劃了19，20世紀以來諸多先鋒文藝思潮的發生，正是在這種沖動的潛在驅動下，對壹般詩/文界限的逾越，由是成為壹批新詩人主動的先鋒性嘗試。然而，這種嘗試壹方面，造成了早期新詩在寫作上的壹種激進的粗率之風（這正是早期新詩屢遭詬病的原因）；另壹方面，又和不斷擴張中的現代詩歌觀念發生劇烈的摩擦。
從某種角度說，新文學的發生包含了兩個過程，壹是語言工具的解放，壹是現代文學觀念的擴張，兩者之間既互相推動又有所分別，這構成了發生期特殊的復雜性。在“文學”觀念的知識擴張中，某種“詩”話語的激增也是壹個有意味的現象。翻看1920年代的詩歌論文，會發現大量有關“詩歌”定義、本質和文類邊界的論文，康白情的《新詩的我見》、宗白華的《新詩略談》、俞平伯的《詩的自由與普遍》，發表在《學燈》上的郭沫若與宗白華的論詩通信、葉聖陶《詩的源泉》、王統照的《對於詩壇批評者的我見》、鄭振鐸的《論散文詩》《何謂詩》等是其中代表。這些文章大都引述溫切斯特、韓德、莫爾頓等西方教授的文論，在“文學”定義的基礎上建立“詩”的科學規定和知識邊界，流風所及，就連許多詩歌論爭也往往從爭奪“詩”的定義開始。在這種背景中，對早期新詩的不滿也愈來愈獲得了壹種現代的知識表達。譬如，在《評〈嘗試集〉》中，胡先骕就以討論“詩之原理”為發難起點，他認為《嘗試集》：
“其中雖不無稍有情意之處，然亦平常日用語言之情意，而非詩之情意。夫詩之異於
文者，文之意義，重在表現(denote)，詩之意義，重在含蓄（counate）與暗示（suggest），
文之職責，多在合於理性，詩之職責，則在能動感情。”
在早期新詩論爭中，這段話是頗有代表性的。雖然“舊詩”仍是參照的詩歌典範，但構想壹種純粹的“詩”本體，在捍衛對“詩/非詩”（詩/文）界限的前提下，重新估價新詩的方向，也成為論戰中最有效的批判武器。這種策略也延伸到新壹代詩人那裏，聞壹多、梁實秋在《〈冬夜〉〈草兒〉評論》中，就引出了壹連串類似的結論：“我們不能承認演說詞是詩”，“我們不能承認小說是詩”，“總之：我們不能承認記事文是詩”。成仿吾的《詩之防禦戰》壹文更是以“文學是直訴於我們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們的理智的創造”，這壹現代詩學的“套話”為發端，從五本新詩集中引出幾行詩句，不加分析，就拋出判斷，而主要的斷語就是：“不是詩”。
從現代性的歷史沖動出發，早期新詩顯示了嶄新的歷史活力，但需要辨析的是，激進的寫作策略不僅要受讀者審美期待的衡量，也同時要接受現代“詩”規範的規約。在早期新詩的論爭中，不難聽到詩人的“越界”沖動與純文學“排斥性”機制的對話，二者之間的碰撞，壹直交織在新詩發生的過程中。這意味著，作為壹種新的寫作方案，新詩的內涵要從壹種張力結構的角度去把握。這似乎是壹種特殊的理解方式。但是，在《嘗試集》與《女神》之間的文學史線索的構造中，我們不僅看到“***時”的對峙被拉伸、鋪展成歷時的“進化”，更為重要的是，上述張力結構也在無形中被消解、掩飾了，新詩發生的線索簡化成壹種邏輯：首先是白話工具的采用，繼而是某種“詩”品質的達成，兩個階段完整的銜接，構成壹種符合藝術“規律”的目的論敘事。而沒有反思，這種目的論敘事，在某種意義上，恰恰是現代文學觀念規約下的產物。
上述歷史線索的形成，關涉的不僅是兩本詩集的命運，它與早期新詩的整體評價、以及新詩合法性的制度化想象，都是密不可分的。當《嘗試集》與《女神》之間的“***時”差異被拉伸成“歷時”進化，新詩發生期多種可能性紛呈的復雜局面隨之被條理化了，張力結構中的“對話”關系，也變成兩個階段的更叠，如郭沫若自己所言：“前壹期的陳、胡、劉、錢、周，主重在向舊文學的進攻；這壹期的郭、郁、成、張卻都主要在向新文學的建設。”